防止出现经济过热 警惕财政政策的偏松倾向

　　从2003年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相继提升，世界经济进入了新一轮上行周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防止出现经济过热，我国从2004年开始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采用稳健的财政政策。但从2005年以来开始实施的稳健性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明显偏松，未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经济由偏热向过热转变的压力。
　　虽然我国财政历经了多年的持续增收和大幅超收，但财政赤字仍然巨大，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偏高，尚未出现平衡预算的迹象，从财政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近三年来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名义稳健，执行偏松，具有较强的扩张惯性。
　　分税制改革后的13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8%，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每年仍然有较高的财政赤字，中央财政国债余额也持续偏高。2005年我国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后，财政收支并没有出现向平衡预算转变的迹象。2005-2007年的财政赤字分别为2281亿元、2162.5亿元和2450亿元，各年的财政赤字规模，大约分别占上年GDP的1.43%、1.18%和1.17%。中央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持续偏高，2005-2006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7.9%、17.6%、22.15%，同样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
　　事实上，从2005年至今，我国经济总体处于繁荣阶段，局部过热的动因仍然存在，不需要实行赤字财政来刺激社会总需求。保留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不利于有效防范和化解经济过热的压力。根据历史经验的分析，在经济高涨阶段，我国财政支出乘数大约为1.08，这也就是说，2005-2007年各年的财政赤字大约可以拉动经济增长1.5%、1.3%和1.3%。如果消除财政赤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3-1.5个百分点左右，回到10%左右的增速，步入正常的经济运行轨道。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期间，我国的多项税收制度改革具有推动总需求增长的作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和利息税税率调低有利于提高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2008年起开始实施的、新的企业所得税制度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水平，对企业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将纳税人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这一调整将使工薪阶层纳税面由800元时的60%降低为26%左右，纳税人数减少一半以上，政府财政每年也因此减收280亿，相当于中低收入阶层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280亿。2007年8月15日起，我国储蓄存款利息所得适用的税率由20%调减为5%。根据本课题组的测算，2007年因利息税率下调而增加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40亿元左右。因此，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和利息税税率的下调两项政策，在2007年一共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420亿元左右，按照65%的边际消费倾向来估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可能会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增加270亿左右。
　　2008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两税合一"的新企业所得税制度，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税负水平，对内资企业的投资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两税合一意味着国内企业以前实行33%的税率减少为25%，国内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加了8%。此外，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还取消了计税工资制，工资全部在成本列支，同时还提高了折旧率、捐赠和广告的列支，进一步降低了我国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对新企业的设立和已有企业扩大投资规模都有着明显的刺激作用。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必将对社会投资需求产生推动作用。
　　从上述我国税收制度的各项改革来看，稳健的财政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明显偏松的倾向，对社会总需求的快速扩张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对总需求过热的局面具有推动作用。
　　财政政策性补贴中的"平抑物价补贴"对CPI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CPI居高不下的条件下，应该调整政府转移性支出的结构，增加"政府抚恤救济"等社会保障类支出，尽量削减甚至取消"政策性价格补贴"支出。
　　2003-2007年之间我国政府转移性支出出现了较快增长，2003年，转移性支出规模为4219亿元，2004年增长到5120亿元，2006年为5982亿元，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从本轮CPI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来看，它首先是由肉类等农副产品引发的，表现为部分商品价格水平的快速上涨，而这些引发价格上涨的商品大多数属于政策补贴范围的商品。由此看来，财政转移性支出与CPI的结构性上涨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论证实，政策性补贴支出的增长会对CPI的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较为显著。国家财政转移性支出具有价格效应，(与货币供给量M2增长一起)对CPI产生提升作用。
　　在政府转移性支付中，"平抑物价补贴"和"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都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对消费需求产生较直接的正面影响。这里，我们不妨暂且将二者之和称为"影响消费需求"的政府转移性支出。研究结果表明，转移性支出中的政府抚恤救济支出主要体现的是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其增长率的价格效应并不明显。"影响消费需求"的政府转移性支出的增长率和M2的增长率均显著影响CPI的增长率，但是，"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本身的增长率对CPI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由于政策性补贴(即价格补贴)是政府转移性支出中影响价格水平的主要因素，而政府抚恤救济支出的价格效应并不明显。因此，在当前CPI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转移性支出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政府在实行转移性支出政策时，可以考虑增加政府抚恤救济等社会保障类支出，并同时尽量削减甚至取消政策性价格补贴支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体现政府的民生政策，通过财政政策手段促进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由于价格补贴类商品的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的价格螺旋性上涨，消除由结构性通货膨胀导致持续性通货膨胀的隐患。如果考虑到肉类、禽类、农副产品等商品的价格上涨过快，可以通过对生产这些商品的企业进行补贴，因为生产性补贴(即企业亏损补贴)并不具有价格效应。